鲁本·奥斯特伦德简直是当代影坛最冷酷的社会手术师，他手里的摄像机就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在这部电影里精准地剖开了以“宽容”和“福利”著称的瑞典社会的腹腔。 这部电影最显著的视听语言就是那种极具距离感的固定长镜头。导演故意不给特写，摄像机总是远远地架设在某个高处或远处，仿佛无处不在的监控探头，又像是一个冷漠的路人视角。这种拍摄手法极其残忍，它强迫观众成为这场霸凌事件的旁观者。你想冲进屏幕去摇醒那三个唯唯诺诺的孩子，或者去呵斥那些嚣张的少年，但你做不到。这种无力感，恰恰完美复刻了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公共暴力时的那种尴尬与退缩。 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种族或阶级的电影，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“文明脆弱性”的寓言。那三个受害的孩子之所以不反抗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教育要讲道理、要倾听、要避免冲突，这种中产阶级的教养反而成了被狩猎的软肋。而霸凌者们天才般地利用了“政治正确”和社会潜规则——他们甚至利用路人“不想被指责为种族歧视”的心理来掩护自己的恶行。这种对社会心理的洞察，简直令人细思极恐。 虽然全片几乎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，但那种心理上的凌迟比直接的暴力更让人难受。片名的“Play”既是指孩子们看似玩闹的行为，也是指那个“播放”键——一旦按下，这套社会互动的残酷程序就会自动运行，谁也停不下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影评人说，看完这部电影后座力极强，它会让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对街头成群结队的少年投去怀疑和不安的目光。这是奥斯特伦德迈向大师之路的奠基之作，绝对值得每一个关注社会议题的影迷反复咀嚼。